比如说，煤炭价格近来也同样大幅度下降。据《中国经济周刊》12月4日的报道：我国最大的煤炭大省山西，焦炭价格已经从8月份最高峰时的6000元每吨，降低至近期的2700元每吨；煤炭价格的跌幅超过50%以上，在山西朔州，原来800多元一吨的煤炭，排队抢着拉，现在300元一吨也没人要。

石油、煤炭都是我国的基础性能源，按照一般逻辑，上游基础性原料价格大幅度下跌，本应传导到下游的相关产品或服务中来，从而导致下游的消费类价格相应下降。但我国的事实恰恰相反，尤其是能源消费价格，近几年来，一直呈上涨趋势，几乎没有进行过一次降价的调整。略作回忆就不难发现：电价、煤气价格，有的城市上调幅度居然达30%左右。

一方面能源类价格下降，一方面消耗能源的产品价格上涨。很难想象：在信息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里，基础性能源价格几个月来连续下降，而居民能源类消费价格却不仅没有下降，反而相关部门一再以“体现能源稀缺性”为由一次次提高居民能源消费价格，特别是在煤炭价格大幅下降的同时，还以政府文件的形式，提高以煤炭为原料的产品——电价和热价，既不符合价值规律，也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可。

形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，一是居民能源消费价格属于政府定价，而在政府、企业、消费者三方利益博弈中，消费者总是处于弱势地位，相关行业的垄断性质非常突出，政府出台的价格政策往往会倾向于垄断企业。二是消费者的利益表达能力太弱，比如每当国际原油价格上涨、国内煤炭价格上涨的时候，国家能源管理部门等部门、组织，都会通过多种途径向发改委提出涨价建议，但当能源类价格下降时，这些政府部门和组织，却很少提出降价的建议。那么，国家有哪个组织或部门来代表消费者反映降低价格的意愿呢？没有。各级消费者协会，只是受理侵害消费者个人权益的行为，而对于像能源类价格调整这样的公益性问题，消协却很少触及。三是，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，在涉及居民能源类消费价格机制形成方面，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涨价，涨价的幅度是多少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降价，降价的幅度如何确定等，公众很少知情，其决策权完全在于政府相关部门。这就造成了如下现象：能源价格上涨，居民消费的能源类产品价格很快上涨；相反，当石油、煤炭等基础类能源价格下降时，居民能源类消费价格很难随之进入下降通道。

面对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，政府决策部门在下大力量扶持相关行业的同时，也应当对涉及到居民能源类消费的公共产品价格予以关注，在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完善之前，应当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，使此类产品价格该上涨的上涨，该下降的下降，打破只涨不降的不合理局面，帮助普通民众增强渡过危机的信心和勇气。